[每周一书]《日本战时医学暴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大家推介《日本战时医学暴行》，本书从多学科角度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所从事的种种反人类的医学暴行及其后果进行综合科学、历史和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Jing-bao Nie, Nanyan Guo, Mark Selden andArthur Kleinman (eds). 2010. Japan’sWartime Medical Atrocities: Comparative Inquiries in Science, History, andEthics. Routledge.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方就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建立了周密的生物战争研究机构和项目。在包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内的众多“死亡工厂”内，日本医生和科学家针对以中国人为主的“试验对象”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和各类生化实验。
与路人皆知的纳粹罪孽相比，日军所犯下的这一惨无人道的医学暴行却未能及时公诸于众。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因素，如美国政府对于日军医学罪行的刻意隐瞒、日本政府的无赖否认以及中国官方的迟缓反应，正义始终未能得到伸张。
由新西兰奥塔古大学生命伦理中心教授聂精保及其博士论文导师凯博文等主编的《日本战时医学暴行》一书，从多学科角度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所从事的种种反人类的医学暴行及其后果进行综合科学、历史和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不但弥补了学界的这一不应有的空白，也为东京审判中被故意遗漏的这项日军暴行提供了一份全面有力的学术证词。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学术作品，此书的作者来自包括欧美日中等国，涵盖包括人类学、生命伦理学、医学等社会人文和自然科学学科，从历史记忆、科学、政治、社会和伦理等维度切入，对此被尘封六十多载的暴行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系统性研讨和解析。此书所附的中英日文相关文献资料指南可以说弥足珍贵.
在本书第一章《医学暴行、历史和伦理》中，凯博文、聂精保和塞尔顿(Mark Selden)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战时医学暴行与纳粹的种族科学罪恶，尽管有着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显著差异，但两者均构成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即：为了追求战争胜利和推行意识形态，完全可以牺牲包括正义、医学伦理、科学道德、照护等人类生命的终极价值。 而日军医学研究在战时这种毫无规范和约束的滥用，在东京大审判时却逃脱了应有的声讨、质询、论辩、宣判和惩戒。除了正义未得伸张之外，还使得医学和社会伦理学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始终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
聂精保教授创作此书的冲动，是来自日本学者土屋贵志对于日本战时医学暴行的前期研究，而不只是民族主义情感的简单宣泄(参见南方周末评论：日军为什么在中国制造医学暴行，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5-08-04/10427410726.shtml)。
在2014年香港参加哈佛亚洲中心年会时，本人有幸与土屋贵志教授交流。谈及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时，他似乎根本没有顾及在日本遇到的政治麻烦，只是用不太流利的英语不断强调：我是学者,我呈现的就是我收集的历史材料，我要做的就是让证据说话。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裔学者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之时，凯博文曾对我说这是华裔美国人构建大屠杀记忆的标志性作品(凯博文本人为犹太后裔)。
2007年访问上海期间，他与我提及正在与聂精保合作的《日本战时暴行》一书时，不无感慨地说：东京审判时731部队等日本军医和科学家罪犯的缺席，显然使得中美等国学界失去了一个全面创建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历史时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这可以说是本书全体作者的共同心声。
潘天舒 推介
(注：图为聂精保教授与导师凯博文在其画像旁合影，潘天舒2013年5月摄于哈佛全球医学研究所。)